今天的中國時報報導二二八事件：
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前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今（十九）日與二二八家屬座談時表示，他不是來「教導」如何讓族群和解，也不是帶來解決方法，而是來分享經驗。他認為，讓受難者家屬們有機會說出故事、陳述歷史，就是一種很好的治療。(引自中國時報)
紐約時報報導南韓／美國綠卡學生槍殺師生的事件，該名學生說：
“You have vandalized my heart, raped my soul and torched my conscience,” the gunman, Cho Seung-Hui, said in one video mailed shortly before the shooting at a classroom and his suicide. “Thanks to you, I die like Jesus Christ to inspire generations of the weak and the defenseless people.” (引自The New York Times)
二二八的家屬是弱勢，屠圖鼓勵家屬「說出故事」藉以聊慰傷痛；擁有美國綠卡的南韓人Cho (趙承熙)在學校也是弱勢，因為他「說出的故事」從不受傾聽，演變成「拒絕說出」，最後只好在造成Virginia Tech 32人的悲劇之間，藉由影帶與文字向媒體發洩情緒，自比耶穌基督救贖弱者，然後舉槍自盡。
屠圖主教說得對，讓人「說出」內心的話，確實可以撫慰人心。然而可以再擴大闡述他的話：若有人傾聽學生的故事，不僅可以撫平已受損的傷害，還可以預防悲劇發生。
我們忍痛來看今天在「紐約時報」的報導(可點選上面引言)中：Cho的三位老師對他的學習講述。
1. 2005年十月，Cho在「創作性寫作」課，由於劇作「令人生畏」(intimidating)，詩人教授Nikki Giovanni拒絕他繼續上課，因為Cho的創作「嚇到」其他學生。
2. 另一位教過Cho的Falco教授表示，由於Cho所創作的兩本劇本太過暴力，導致其他學生在課堂上，拒絕去讀與分析Cho的劇本。
3. 上學期，Cho修了Norris老師的創作性寫作研討課，她表示Cho同樣干擾了她的課，於是她通報該校學生事務處副主任。雖然這學期還是允許他上課，不過他獨坐在角落，不願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寫作。前幾週，她注意到Cho改變以往聚焦於孩童的創作風格而在最近轉變為成人主題。然而不久，Cho就停止上課。
該篇報導繼續順著Norris陳述學生事務副主任，為何在她通報「一位長期造成學校麻煩的學生」之後，該校副主任卻只回覆「Cho沒有任何不良紀錄」後，就沒有後續輔導作為。雖然紐約時報記者也訪問了副主任，他卻對Norris的陳述不願表示意見。
然而，問題在哪裡呢？身為曾是外籍學生的我，身分比Cho還不如，因為他已拿到綠卡，將成為美國公民，而大多在美國的台灣學生都像我一樣，只是一位取得美國學生簽證的台灣學生。我們試著來扮演Cho，體會他的無助與憤怒。
1. 試想，身處異地，如果你不是被教授在學期末「當掉」(沒人知道)，而是在學期中「被請出教室」(眾人皆知)，對一位「外籍學生」而言，走在學校的感受如何？該教授是否曾將心比心的想過？
2. 再者，當你的創作作品，在公佈之時，被同學們拒絕朗讀與分析，感受又如何？教授與學生是否尊重其「藝術創作」？(此時，你是否會自卑地認為：當地學生都看不起我？)
3. 當然，一旦作品曾被同學們在課堂中否決，之後在研討課上，你會獨自坐在教室角落，想必你已因師生關係不佳、同儕互動不良，導致影響學習心情低落。
4. 再加上堂堂一位大學生遭受通報，被當成問題學生，難怪Cho會在影帶上說：「You have vandalized my heart, raped my soul and torched my conscience, (你們已毀傷了我的心靈，強奪我的靈魂並且燒毀了我的良知，)」又說：「You forced me into a corner and gave me only one option. The decision was yours. Now you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that will never wash off. (你們逼我至角落，只給我一種選擇。這決定是你們自己的。此刻你們手上染得血將永遠無法洗去。)」
外籍學生與臺灣的外籍新娘一樣，都是弱勢。如果他們能夠得到全國上下像現在對於二二八家屬那般地關懷，聽他們說故事，我想台灣甚至世界各地的校園與社會就不會再度發生美國那樣的慘劇。
我看到那位拒絕學生的教授Giovanni─號稱
這位曾經拒絕學生的「卓越」教授，是否有悔？誠懇地希望她不要再一次拒絕學生。既然要當老師，就應該傾聽學生的故事。
留言